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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大规模的公司中的正式工人一直是工会的核心基础，也因此工会长期被批评为“劳工贵族”，难以真正代表不稳定工人。然而，“黄信封法案”的核心内容正是扩大“使用者”的定义，保护分包工人和平台劳动者。推动这一条款，意味着工会正主动调整方向，把非正规就业纳入自己的代表范围。

  「原编者按」虽然上周具海根教授的文章未能最终解答“谁能传递全泰壹的火种”，但韩国劳工运动的最新进展，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对抗历史逆流的希望。本文所介绍的“黄信封法案”修订运动，正是在这些星星之火中渐成燎原之势。在新自由主义肆虐二十余年的今天，劳工运动应如何扭转颓势、重塑普遍性的力量？韩国工人的行动为此提供了新的启示。这次修法运动也让人回想起2007年我国《劳动合同法》修订时的一波三折。历史的相似性昭示着，面对共同敌人的狡计与合谋，东亚乃至全球劳工无产阶级的命运仍然休戚与共，任何一处的抗争，都是为所有人的明天而战。

  2025年8月1日，韩国《工会和劳资关系调整法》（TULRAA）的拟议修正案， 俗称“黄信封法案”（Yellow Envelope Act）在韩国国会立法和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并且很可能在本月底最终通过。这是一部重大的劳动立法改革，是韩国工人阶级十多年来的斗争、社会的深刻变动和劳资力量此消彼长后的成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是其阶级统治得以延续、社会再生产得以可能的基础劳动关系领域的相关立法，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劳资角力。怎样理解劳动法律的变动方向、程度和结果，就非得从社会阶级的战争来分析不可，韩国《工会和劳资关系调整法》（TULRAA）在此次的修改正是明证。

  2013年12月30日，居住在京畿道龙仁的배춘환（Bae Chun-hwan）向《时事IN》寄来4万7千韩元与一封信，用于支援因巨额赔偿而陷入困境的工人。这位时年39岁，还在怀第三胎的母亲，在听闻双龙汽车罢工工人的悲惨状况后，带着同情与义愤，向媒体发去附带现金的信件。此后美丽基金会（Beautiful Foundation）与《时事IN》联合发起的“黄信封运动/黄信封募捐”迅速被大量市民积极响应，面对法院对双龙汽车工人的高额赔偿判决，成千上万的市民以最朴素的方式把零散的现金装入黄色信封，寄给那些濒临破产的绝望工人。从此之后，各类媒体和舆论界逐渐将该劳动法修正案以“黄信封法案”命名。

  作者注：例如《韩国》的英文版本（JoongAng Daily）指出，该名字“能追溯到2014年市民在黄色信封中向双龙汽车工人捐款”的行动。最早的新闻线索出现在《时事IN》网站文章〈4万7千元让我只剩下眼泪〉：报道提到有读者向《时事IN》寄来4万7千韩元与一封信，用于支援因巨额赔偿而陷入困境的工人。这是可查到的第一条公开报道。

  而现在，“黄信封法案”这一名称不单单是一个法律修辞，它背后韩国无产者在资本主义铁蹄下的血泪记忆。要理解这场运动来龙去脉，就必须追溯到2009年的双龙汽车大罢工一场长达77天的、劳动力量同资产阶级的赤裸对抗。2009年4月，双龙汽车宣布了大规模裁员和重组计划，引发了工人的强烈反对和长达77天的大规模罢工。在多次暴力冲突和国家机器干涉下，罢工终止，但随后的法院裁决才是对工人力量无情清算的开始：罢工最终被宣布为“非法”，工人被驱逐，数千家庭陷入失业、债务与绝望之中。更为惨烈的是，在随后的岁月里，因裁员和精神打击接连走向死亡的工人与家属，成为了这场阶级战争中无声的牺牲者。能想象，法院判决将“损失”算在工人头上，阶级裁决的目的是将工会组织彻底瓦解、使工人个体困顿绝望。

  作者注：2009年双龙汽车大规模罢工是韩国汽车产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工人运动，导火索是公司计划裁员和重组。2009年4月，双龙汽车宣布了大规模裁员和重组计划，引发了工人的强烈反对。5月21日，双龙汽车工人开始在平泽工厂进行大规模罢工，要求撤销裁员计划并改善工作条件。罢工持续了77天，期间发生了多次和暴力事件。最终，在政府的介入和调解下，罢工于8月6日结束，双方达成协议，但双龙汽车的经营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最终于2011年进入破产程序。

  从双龙的案例可见彼时韩国劳动法律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有产者利用“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法律武器，迫使敢于反抗的工人个人承担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企图通过恐惧与破产来粉碎工人的斗争意志，从而让未来的罢工化为泡影。第二，司法体系在资本逻辑支配下，长期以来把企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分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神圣”，因为支配劳动正是现代雇佣劳动管理制度的核心任务！），将裁员、外包、结构调整排除在劳动争议之外。这种制度性安排，实质上是否认了劳动者在生存遭受直接威胁时的反抗权利。换言之，有产者不但要凭借管理制度、更要逐步借助法律制度，确保自身对劳动的绝对支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普通的黄色信封更多还象征劳动人民与公民社会联手抗衡资本霸权的力量；传递工人团结对剥削制度的斗争和进步的市民派对资本国家偏私裁判的挑战。从这一点出发，“黄信封法案”除过作为重律修正以外，也为阶级斗争在制度层面留下浓重印记，是产业无产阶级血泪斗争的回应，它揭示了工人阶级即便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通过团结与斗争迫使资本-国家机器让步。

  作者注：这样特殊的政治与道德意味，或许能如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一般，成为劳苦大众的集体记忆与共同精神符号，鼓舞为未来劳动解放与劳动关系变革而奋斗的一切进步力量。

  然而，这一法案很难顺利推进“黄信封法案”的命运几乎就是韩国政治版图的一面镜子，它清晰地勾勒出各大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劳工议题的结构对立。

  最初，这部法案的雏形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工会、进步派政党与公民社会的长期呼吁。2014年“黄信封运动”之后，劳工团体（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민주노총，KCTU）、“工会法第23条修法运动本部”（노조법 23조 개정 운동본부）等）便持续要求修正《工会法》第2条和第3条，防止企业通过巨额损害赔偿来摧毁工会。当时最积极的推动者是正义党与共同内的进步派议员，他们不断在国会提出草案，虽然屡屡受阻，却为后来的正式立法奠定了舆论与政治土壤。可以说，正是罢工工人的惨痛记忆，加上工会与进步政党的坚持，让“黄信封”从民间的象征一步步走进国会的议程。

  2023年，这项法案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挑战。在保守派尹锡悦政府执政期间，共同与正义党携手，将修法案列为优先议题。法案旨在修改《工会法》关键条款，扩大工会成员资格，限制企业对罢工工人的赔偿追讨。虽然执政的国民力量党极力反对，但在野党凭借议席优势，硬是推动法案在2023年2月通过了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并在11月9日国会全员会议上以173票赞成的多数通过。当时的国民力量党议员集体退场抗议，场面颇具对抗色彩。可惜，12月1日，总统尹锡悦果断动用宪法赋予的否决权，三分之二复议的高门槛最终让法案胎死腹中。

  到了2025年，局势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此处应有尹卡卡老师配图，他的“出色”表现扫清了法案通过的最大阻碍他自己）。政权更迭，共同掌握政权，李在明入主青瓦台。“黄信封法案”不再是纸面上的在野提案，而是作为执政党的核心竞选承诺被迅速摆上了国会的桌面。拥有多数席位的共同采取强硬推进策略，不仅加快委员会审议，还通过“切香肠式”战术逐项消耗在野党的抵抗力。国民力量党退居在野后，则用冗长辩论（filibuster）等方式顽强抵抗，国会大厅上演了一场又一场唇枪舌剑。最终，法案被推到2025年8月21日的全员会议，迎来又一次决定性表决。

  从2023年的失败，到2025年的强攻，“黄信封法案”的两次命运，像一面放大镜，照出了韩国政治的核心逻辑：谁掌握行政与立法权，谁就能决定劳工政策的走向。法案更是检验不同政权意识形态与优先事项的晴雨表，文在寅时期，尽管共同占有国会多数，却谨慎行事，只在委员会层面小心讨论，显示出一种稳健、求共识的执政风格。尹锡悦则代表了另一极端迅速否决、鲜明的亲资本，毫不掩饰对工会的不信任与压制。而李在明政府则走向了更进步的一端，把“黄信封法案”作为旗帜，作为兑现对工人阶级承诺的象征，强力推进，甚至不惜与财阀、保守派正面硬碰。一句话，“黄信封法案”的沉浮可不是单纯的立法技术工作，赤裸裸的阶级对抗在政治总中枢的回荡着保守派与改良派、进步派对议案每一次通过与否决，每一次表决与抗争背后皆是政党路线、阶级立场和社会力量在现实缠斗着。

  表1 立法时间线年的新闻报道大多数来源于韩国主流媒体：联合新闻社（Yonhap）、《》（JoongAng Daily）、《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KBS 新闻、《韩民族日报》（Hankyoreh）。

  “黄信封法案”并不是在枝枝叶叶上修修补补，而是直击韩国《工会与劳资关系调整法》（TULRAA）的根本条文：第2条和第3条。它的目标不只是修正某些法律细节，而是变动影响劳资斗争的国家机器干涉的核心内容。具体来说，法案有三大关键改革，每一条都像是一块楔子，直接变动和挑战旧劳资关系的地基。

  旧制度：过去的法律对“使用者”的定义极窄，只认得直接签合同的老板：企业主、经营负责人，或者被老板授权处理人事的代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如果你是外包工人、派遣工人，甚至是平台经济里的骑手、司机，那么你的真正“老板”比如现代汽车、三星重工、Coupang可以轻轻甩手，说一句“我不是雇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新修订：法案直接把这层遮羞布扯掉。它规定：只要某个企业或平台“实质性、具体地控制劳动条件”，那它就是雇主。不论你是直签还是分包，不论你是挂靠还是平台接单，只要对你的工资、工时、劳动强度有决定权，它就要承担雇主责任。甚至草案里还明确写到：如果分包工人是在总包企业的场所里干活，那么总包方必须认账。

  深远意义：这一步，等于让工人第一次能越过一层层分包壳子，直接把诉求递到真正掌权的企业门口。造船厂的分包工、汽车零部件厂的工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的工会终于能堂堂正正地和“幕后老板”坐到谈判桌上。这是对韩国长期依赖外包结构、把责任转移给小企业的模式一次正面挑战。

  旧制度：现行法律只承认狭义的劳动争议，必须和“决定劳动条件”直接挂钩。工资、加班费、福利，这些可以；但一旦涉及企业重组、裁员潮、工厂关闭，就会被法院定性为“非法罢工”。企业的“经营特权”一直被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堡垒。新修订：法案通过删掉“决定”这个关键字，把范围直接扩大。只要涉及劳动条件，不管是工资谈判，还是因为裁员、并购、业务转移导致的就业危机，工会都可以合法发动争议行动。换句话说，工人不仅能为“饭碗里加几口饭”抗争，还能为“饭碗还在不在”而斗争。

  深远意义：这一条，几乎是给了工人挑战企业经营权的正当性。工厂关闭，不再是资本的独裁命令；大规模裁员，也不再只能忍气吞声。工人可以用集体力量，对抗资本用“经营自由”包装的利益逻辑。这是对“资本至上”的司法传统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旧制度：在韩国的民法体系下，公司只要认定罢工“非法”，就能祭出一张巨额赔偿单。更要命的是“连带责任”原则：哪怕你只是普通工会成员、甚至是有点积蓄的个别工人，都可能被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这种做法，大家心知肚明，不是为了追钱，而是为了吓破工人的胆，把工会直接打垮。新修订：修正案彻底换了规则。第一，禁止对合法罢工提起损害赔偿。第二，即便是非法罢工，公司也不能一锅端，而要根据自己的过错程度和实际作用来分担责任。第三，法院还可以酌情考虑案件起因和工人的经济情况，减轻赔偿。

  深远意义：这无疑是对2009年双龙汽车案的直接回应。当年，数十亿韩元的天价赔偿，让工人破产、让家庭解体。如今，法律明确限制这一“恐吓武器”，意味着工会不再动辄面临“灭门式”的清算。通过从集体责任转向个人责任，并引入司法裁量减免机制，法案更够有力防止损害赔偿诉讼被用作扼杀工会活动的工具。这是为工人争取到的最基本的安全阀宪法保障的集体行动权。

  在劳资关系层面：工会的谈判对象不再是替罪羊式的小包工，而是背后真正的资本巨头；

  它打破了资本“分而治之”的老套路，把不同工种、不同雇佣形式的劳动者拉到一条战线上；

  它动摇了“经营权神圣”的资本神话，让企业决策首次可能被纳入工人集体的监督和制衡；

  它为工会的持续存在和扩张提供了生存土壤，使劳动运动能够走得更远、更稳、更坚韧。

  需要补充的是，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其实就是立法机构对韩国司法系统数十年保守判例的一次直接回应。长期以来，法院对“使用者”、“劳动争议”和赔偿相应的责任的解释都非常狭隘，创造了一个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方的法律环境。由于通过司法途径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判例被证明过于缓慢和困难，因此“黄信封法案”成为了一种政治手段，试图通过立法程序直接重新定义这些核心概念，用明确的成文法规定取代司法解释。 资方团体所担忧的“法律不确定性”，恰恰源于该法案将颠覆长期以来对他们有利的法律先例 。

  总的来看来看，“黄信封法案”的三大改革扩雇主、拓争议、限赔偿，其实不单单是法律条款的改写，更是劳动与资本力量对比的一次再平衡。或许，我们大家可以乐观地估计，它让工人更敢于开口、更敢于站出来，也让工会不再一触即溃。长远来看，它为韩国工人阶级重新积累力量、重建团结、扩大斗争，争取了不小的制度空间。

  这一部分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此前所述的“黄信封法案”背后的政治推动者与社会集团角力，关注阶级战争的具体动态。我们观察到，“黄信封法案”几乎在韩国社会划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一边是力主改革的劳工进步联盟，另一边是坚决的资方保守联盟。首先我们关注法案推动与支持方，姑且称之为劳工进步联盟。这一方的主要行动者是亲劳工的进步派政党和劳工组织。在支持阵营里，执政的（더불어민주당, Democratic Party of Korea, 简称）无疑是最核心的政治推手，总统李在明更是将此法案作为兑现竞选承诺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进步派小党正义党（정의당, Justice Party）提供了额外的议会助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个政党是由2000年代的左翼政党民主劳动党（민주노동당, DLP）分裂出来的。此外，全国两大工会组织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KCTU，民主劳总）和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FKTU，韩国劳总）则在议会之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是其获得无产者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

  作者注：需要补充的是，在韩国特有的总统制、单议院和小选区背景下，选举制度对小党十分不利。有相当多的工人活动家要在全国选举中取得位置，就必须依附于大的进步党派，这也形成了工人政治家参与选举政治的一大主要运动，1987年劳工运动的一部分就选择与民主化运动合流，进而称为内部的“亲劳派”，而另一部分则选择直接组党（形成民主劳动党，后演变为正义党），维持某种更高的纲领和战斗性。

  考虑到是目前唯一有可能是在全国性选举中战胜保守党的政党，工会干部、社会运动领袖们如果希望将劳工议题转化为政策，就会进入，以谋求实际执政机会。经典人物如洪永杓（前大宇汽车工人运动者，后成为国会领袖）和金荣训（前韩国劳动总联合会（KCTU）主席、铁道工人出身，被李在明任命担任劳动部长）。

  考察他们的阶级属性与行为动机，就得从社会他们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物质利益关系来考量。这一联盟大体上代表了有组织的劳工群体和市民社会的进步力量即小资产阶级市民的相当一部分和中产阶级中的极少一部分，但前者又不局限于传统的工厂工人。随着经济形态变化，平台工人、分包工人、自由职业者等“非正规就业群体”也逐渐被纳入其话语与行动的版图。支持方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他们都以为，宪法保障的“三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集体行动权）在现实中被制度和市场不断侵蚀，因此一定要通过立法来恢复和扩展；二是对共同来说，推动修法既是兑现选举承诺，也是稳固其在工人阶层与进步选民中的政治地盘。值得一提的是，法案中特别突出了对平台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的保护，这既是对新型劳动形态的回应，也反映出劳工运动在努力调整自己，以免被快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边缘化。回归他们的行动策略。在议会内部，共同利用其多数优势，采取了颇具强硬色彩的策略：推动“快速通道”程序，限制在野党冗长辩论的空间，甚至不惜冒着政治对立激化的风险来强行推进。在议会之外，两大总工会则动员大规模集会、、媒体宣传，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格局议会内的表决压力与议会外的街头声浪互相配合，构成了一种颇具穿透力的“钳形攻势”。

  此外，支持者还使用进步主义的话语为自身辩解，他们着重强调这部法案并非“反商业”，而是为了让对话制度化、让冲突合法化。他们主张：首先韩国劳资纠纷的根源之一，在于分包工人面对真正的权力中心总包企业时缺乏谈判渠道。法案的通过，将迫使真正掌控劳动条件的一方走上谈判桌，由此减少因无法诉诸合法途径而爆发的激烈冲突。其次，限制巨额损害赔偿也应当视为对宪法保障的罢工权的修复。过去企业常用高额诉讼吓退工人，如今工人可以更有安全感地行使集体行动。进一步可以预期，法案将缓解长期存在的“双重结构”难题大企业正式工与非正规工之间的待遇鸿沟，改善零工、平台工的处境，让韩国劳资关系更接近国际劳工组织（ILO）和经合组织（OECD）的标准。换句话说，支持者将其辩护为通往产业和平与公平的一步。

  把目光投向反对者的阵营，我们应该清楚韩国几十年的工业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民族垄断资本和民族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这个集团曾经在1960-1980年代用军事和思想管制摧毁了无数工人、学生组织和知识分子，劳工组织被取缔，领导人流亡、入狱甚至遇害。这个民族劳动资产阶级阵营是过去反民主、反进步的核心，它们匍一诞生就学着如何绞杀进步运动，统治劳苦大众。尽管在工人阶级和市民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军事专制得到终结，可随之而来的是垄断资产阶级阵营的新调整、新变化。多年军事独裁与之配套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法院、国会和政府为保守派和资方馈赠了丰厚的遗产现在是时候团结，以垄断资本家为核心再一次利用这一切了。于是我们观察到反对阵营中，国民力量党（PPP）是政治上的主力军，而在经济领域，各类商业游说团体结成了紧密的联盟。韩国经营者总协会（KEF）、大韩商工会议所（KCCI）等老牌组织位列其中。不意外的是，外国私人资本也因为阶级利益而与民族资产阶级达成共识：联盟中出现了驻韩美国商会（AmCham）、欧洲商会（ECCK）等外国商会的身影。

  现在这个联盟的底色是整个资本方的利益。他们涵盖的范围很广，从庞大的财阀集团，到大量依赖外包链条生存的中小企业，再到在韩运营的外国跨国公司。对他们来说，核心诉求是维持企业主经营的专断权力，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捍卫现有多层分包体系所支撑的产业体系。他们威胁说，这部法案不仅在变动劳资规则，还在压制企业竞争力，更夸大其词为“波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纵观资方策略，在立法过程中，国民力量党选择的是拖延与，通过冗长辩论和程序性挑战来争取时间、制造阻力。而在国会之外，各大商会和企业团体则密集游说：他们发布联合声明，直接致信国会议员，频繁在公共场合放出“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比如资本外逃、供应链崩溃、外资撤退等等。这些论调不断涂抹危机的色彩，希图通过惯常的“危言耸听”塑造新闻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的方向。

  另外，外国资本的介入则拿着另一套说辞：“撤资警告”。驻韩美国商会和欧洲商会的公开声明尤其引人关注，他们回避“劳工权利”这一敏感话题，而是将论述框架转移到诸如“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法律风险”和“投资安全感”之类的说法上。言下之意很清楚嘛：如果法案通过，外国资本会减少在韩投资，甚至重新考虑是不是把韩国作为亚洲的生产和投资枢纽（暗示这一块）。国际资产阶级的表态可不只是在提醒政府劳资关系的变化，也是在发出威胁：任何偏向劳工的改革都可能带来国际资本的敌视。

  总结来看，反对者眼中法案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混乱。有产者心焦如焚：“使用者”的定义一旦被无限扩大，总包企业将不得已同时应对数百甚至上千家分包工会的谈判，汽车、造船等支柱产业的供应链因此陷入瘫痪。使他们更加恐慌的是，罢工不再只围绕工资，而可能直接指向企业的核心决策裁员、重组、海外投资。这样的变化意味着罢工范围升级，法律风险陡增，投资环境动摇。外资或许会撤退，中小企业可能最先撑不下去。其实，他们真正的恐惧不只是一次罢工的成本，而是整个产业模式的动摇。韩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多层分包金字塔”，让大规模的公司享受效率与利润的同时，将风险和劳工责任层层转嫁出去。“黄信封法案”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制度性隔离及其依赖的经济结构。

  时至今日，这样一场立法攻防，又同时是一场政治对弈、社会动员、舆论战乃至国际博弈的综合体。在这里，劳工与资本的对立具体化为政策选择的冲突；进步与保守的分歧被显化为政治斗争的分水岭；而外国商会的声音，则投射出国际资产阶级的浓重阴影，映照全球化资本与劳动的持续拉扯对抗。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内、国际资本，劳动者一方蓄积数年、在尹锡悦主政时期备受打击和压制的工人组织和工人力量，终于能凭借政治中枢的短期、动态变化而共同发力，这是推进立法变革取得进展的主要的因素。然而，在略带偶然因素的国家机器-政治中枢内部变化之外，我们一定要把握工人力量发展变动的结构性特征和重要历程，才能理解这次有效的政治行动何以实现。“黄信封法案”是韩国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史的延续。自1950年代以来，工人权利始终被《国家保安法》与国家主导的工会制度压制，劳动阶级的公开空间一度被压缩为少数工会内部极狭隘的经济主义诉求。线年，工人阶级发动大规模罢工浪潮，要求民主与劳动权利。数十万工人走上街头，建立起独立工会，迫使企业和政权妥协。这次“劳动大抗争”奠定了此后数十年韩国工运的基础。根据韩国劳动社会学家、劳工史学者具海根的观点（具海根，2019），90年代到00年代，劳动力量逐渐推动着劳资关系制度化争取到了一定的政治空间，但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非正规就业扩散和转包、分包制的加深时，传统工会的力量明显被削弱、分化和压制，狭隘的法团化行业和企业工会仅仅保护极少数的核心正式劳动者，这不仅削弱工会的独立性、动员力量与代表性基础，更阻碍着工人团结和阶级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草根运动与工会动员结合，才推动了“黄信封法案”的诞生。

  此前提到，2014年的“黄色信封运动”是法案直接的导火索。大量市民为双龙汽车罢工工人寄钱这一自发的募捐，在工会-进步派媒体的努力下成功把某种仅局限对作为斗争失败结果的法律裁决的不满转化为引起市民社会普遍共鸣的道德诉求。通过这种草根行动，一个原本局限在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劳资纠纷，被重新组织成为“罢工权能否真正存在”的全国性问题，也为进步政党将这一议题推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带有市民进步色彩的草根运动提供了道义上的火种，那么有组织的工会则是推动立法的真正杠杆。韩国两大总工会民主劳总（KCTU）和韩国劳总（FKTU）在过去几年持续发力，组织了十万规模的，多次走上国会台阶要求修法。他们同时在党派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直接影响李在明的竞选承诺，使得推动该法案成为新政府必须回应的议题。在这种压力之下，法案才得以从议程边缘逐步进入立法核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会推动的这次立法，并不仅仅服务于他们的传统成员。历史上，大规模的公司中的正式工人一直是工会的核心基础，也因此工会长期被批评为“劳工贵族”，难以真正代表不稳定工人。然而，“黄信封法案”的核心内容正是扩大“使用者”的定义，保护分包工人和平台劳动者。推动这一条款，意味着工会正主动调整方向，把非正规就业纳入自己的代表范围。这种调整是现实的生存选择。如前所述，随着外包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传统工会的会员基础正在流失。若无法组织起这一代新工人，工会自身也会逐渐失去社会影响力。因而支持“黄信封法案”，既是对弱势工人的声援，也是工会为未来战略布局的尝试。它至少释放一些征兆，既韩国劳工运动从过去守护既有成员的防御性斗争，转向为更广泛劳动群体创造条件的进攻性战略。

  尽管是可喜的进步，我们不得已忧虑，《黄信封法案》的争取不再拥有如1987年那般同样广泛的群众力量。工会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国会修法，依赖进步派政党、通过政治程序来削弱资本的压制工具。这种制度化路线既其实是某种不得不的防御性姿态，是缺乏工人的政治代表性机构（工人政党）的组织力困境下的战略。这种战略在历史上后劲不足、难以持续的例子比比皆是。韩国工人组织仍面临现实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撤资、裁员威胁以及更大范围市场压力、经济稳步的增长停滞和利润率危机下的不利影响，都是对现实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挑战。特别地，全球化生产网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仍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威胁，这一威胁下的企业撤资、产业转移才如虎添翼，为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施加压力。如果只有少数的团结、威望和动员力，工人群众及其代表性社会机构的行动总会受到制约（Przeworski,1995:221-262），可供他们选择的社会政策和行动战略是有限的。更进一步，一个略显暗淡的事实是，资本团结总比劳动团结更容易、更有力和持久，而后者的程度和有效性进一步约束着能够直接进行的努力与结果。无论如何，就现实而言，“黄信封法案”是阶级力量与社会进步力量团结争取工人阶级利益和社会进步的尝试，对工人组织来说是调整劳动关系、重塑阶级团结和应对“裂缝化的工作场所”（fissured workplace）的卓绝努力，也是对伟大工人斗争传统的有力延续。可以期待的是法案通过后为世界劳动者和劳动组织释放的积极信号、为本国劳动群众争取的有力空间以及韩国民主政治与民主立法工作的可敬典范。

  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韩国（乃至东亚）的土地上一个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代表和奋斗的阶级政党会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努力中真正出现如日放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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